杨少涵：众所周知，您的学术研究始于孟子，先后出版了“孟学三书”（《孟子性善论研究》、《孟子评传》、《孟子与中国文化》），在学界有较大影响。您能否先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杨泽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把视角放大一点，先从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背景讲起，或许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大陆目前的学术界与港台乃至国外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我称为“七七、七八现象”。文化大革命，十年动荡，教育界全面瘫痪，耽误了整整一代人。1977年，在邓小平领导下，拨乱反正，大学恢复招生。很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有机会重新回到学校。第一年过于急促，不少人没有准备好，参加了第二年即1978年的高考。对国家和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机，国家教育从此走上了正轨，很多个人的命运由此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知青混迹于社会，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其中有不少人于心不甘，在艰苦的条件下想办法找书读，思考人生，思考社会。一旦有机会进入大学之门，积压很久的能量一下子爆发了出来。在这拨人中，出现了很多有名的人物。现在活跃在学界第一线的很多学者，大多是这拨人。其中也有一些人走上了政坛，成为当今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七七、七八现象”很值得研究，其重要性甚至可以与“西南联大现象”相提并论。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算起来，我也属于“七七、七八现象”那拨人，但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一是我1969年就参军了，没有上山下乡。1977年，地方大学招生，部分院校步子晚半拍，到1978年上半年才恢复招生。我是1978年3月到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即后来的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 学习的。尽管有此差异，但应该算是同一拨人。二是当时我到部队院校学习没有文凭。地方知青1977、1978年参加高考毕业后有大学文凭，很多人接着读研，留校后直接走上学术道路。我到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学习属于短期培训性质，没有文凭。因此，我走的路更为曲折。毕业时，我有两个选择，既可以留校，也可以回原部队。再三思量后，我选择了留校。虽然是留校了，但因为没有文凭，还必须补很多东西，当时叫“补文凭”，从初中、高中补起。当时社会的学习氛围很浓，大家都在积极补习文化。每到晚上，夜校、补习班都挤满了人。我也一边从事教学工作，一边坚持自学，从英语26个字母学起。经过差不多十年的准备，1986年，我以同等学历报考复旦大学中国哲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录取。

进了复旦大学，政治氛围宽松了很多，但研究方法还非常陈旧。明明知道旧的方法已经不能再用了，但一时又没有可用的新的方法，很迷茫。现代新儒家第二代代表人物，如徐复观、唐君毅、方东美，特别是牟宗三，那时对我有很大的影响，由此我开始关注过去认为并不值得关注的性善问题。后征得导师同意，以“孟子性善论假说的道德自律意义”为题，我完成了硕士论文的写作，取得了硕士学位。

1989年，我直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发现了康德和孟子的差异。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借鉴康德研究孟子，以道德自律点化性善论。在深入研读康德著作的时候，我发现康德的道德自律排斥道德情感，孟子的性善论则充满了情感因子，康德意义的道德自律学说并不完全适合性善论。牟宗三将康德思想借鉴到孟子学研究中来，虽然做出了重要贡献，给人以新的启发，但仍然没有摆脱以西方哲学比附中国哲学的历史局限。我自己跟着牟宗三走，照猫画虎，把康德的道德自律模式套在性善论头上，基本思路就不正确。于是我推翻了自己的硕士论文，重新以孟子为对象，开始了博士论文的写作，题目改为《孟子性善论研究》。论文完成后，受到了答辩的老师的一致肯定，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这套书当时在大陆属于最高档次，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后来，我又写了《孟子评传》、《孟子与中国文化》，这就是你所说的“孟子三书”。这三本书都是关于孟子的，但写法不同。《孟子性善论研究》的中心是对作为孟子核心思想的性善论进行解读，《孟子评传》是对孟子思想的全面研究，《孟子与中国文化》则是以一种通俗的方式，将前两个研究成果介绍给社会大众，特别是年轻朋友。

我讲这些，主要是想说明，孟子学研究是我学术研究的开始，是我人生的一个根本性转折，标志着我正式走上了学术的道路。我从一个入伍时履历表上只有初中文化（其实只上了六年小学） 的普通军人，成功转变为一个学者，离开“七七、七八现象”，是不可想象，也是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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