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80后、90后作家的写作大致形成了两种倾向：一种是青春自我的叙事，一种是以生产“爽文”为主的网络文学。前者携带着青春荷尔蒙的能量，可以视作作者自我的狂飙——借写作“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后者则尝试打通互联网任督二脉，着力激发读者“爽”的快感机制，哪怕有一天“终将腐朽”。贝尔纳·亨利·列维在《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中通过萨特的《什么是文学？》中谈到了文学的介入问题：“第一个问题：写什么？”“回答：写今天，他鼓励作家们紧紧抓住自己的时代。”“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谁而写；回答：为今天而写”“介入的作家不满足于讲述他生活的时代，还要下决心为这个时代而仗义执言”。“最后一个问题：写给谁看？回答：给多数人。给绝大多数人。”①【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闫素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03-109.青年作家如何处理与介入自己的时代？或者说，作者如何以自己的文学经验书写时代？这已经成为摆在青年作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的，想象我们的生活、表达我们的生活是文学一直需要的，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

长居广州的90后英徳籍作家巫宏振在登场时就显示出了与大多数同龄作者的差异，他没有选择青春写作和网络小说，而是特别执着地关注社会——历史叙事。从化名东巫在豆瓣网上发表长篇小说《黄昏之歌》开始，巫宏振就有意识地让自己的写作离开了沉溺自我和青春的抒情叙事，同时也未涉足架空与穿越的爽文地带，而是在对写实诗学的继承之中，用冷静的视角检索发生在时代、发生在身边的人与事，关注漂泊者的身份与处境，以小说的方式复刻、编码广州与故乡英徳的双城故事。

印象之一：双城故事

虽然广州并非家乡，但巫宏振在这座超级都市里工作、生活多年，他的多篇小说写于广州，小说中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城市里的吉卜赛人》聚焦在都市里的租房客群体上，通过“我”与萍水相逢的女邻居的闲谈，讲述一个城市里司空见惯却又非日常性的底层故事。陈吾用是“我”讲述的故事里的人物，他同样是城市中的异乡客，与女友阿梅相依为命，经历着打工族所能经历的一切：办公室政治、生活的困顿、居住环境的逼仄与物质条件的不堪。这个故事的结局是阿梅在出租屋被意外炸死，陈吾用“异常平静”，他作为“城市里的吉卜赛人”“继续上路，到别处去寻求生活”。作者并没有着意渲染一个底层叙事，没有在生活物质的符号堆砌里做过多流连，而是选择书写一种生存状态。作者在小说中让故事的讲述者“我”占据了讲述和编码的中心，虽然“我”讲了陈吾用的故事，但最终“我”成了自己叙事的主角——当“我”也再次面对新的租客时，“我”身份的虚构性因此曝光：“在过去的十二个邻居里面，我用了一个身份，报了十二个姓名”，于是在面对新的租房邻居时，我在自我介绍时说道，“我叫陈吾用”。 “我”的身份和经历因为“我”自己的叙事与虚构浮现上来，就这种虚构行为本身而言，它不指向的是“我”个人的道德，而指向都市漂泊人群的身份。“我”究竟是否是陈吾用并不重要，底层的异乡客陈吾用的故事是否真实也并不十分重要，很明显，都市之中那漂泊无依的移动的身份、生活中如影相随的危机感才是巫宏振表达的重点。城市对于这些外埠青年来说，一方面它的内部充满难以抗拒的现代生活和个人机遇，另一方面城市又用户籍、人工智能随时拒绝或取代这些吉卜赛人中很大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在城市里四处游走，并不是不想找个永久之地安歇”，但最终只能游荡和漂泊。巫宏振显然无意以充满艳羡和玩味的态度沉溺在都市物质时尚的“小时代”里，他是在城市的繁华外表下找到其中隐藏的危机和恐怖，从中去发现、去思考才是他的本意。他不是用小说去做浮夸的商品包装，而是去书写那些不一样的人生，而那些人生在城市中是占绝大多数的，是“房间里的大象”，是我们觉察到却没有说出来的一切。“房间里的大象”，恰好是巫宏振一篇小说的名字，是巫宏振特别喜欢的比喻，这是来自泽鲁巴维尔名作的标题。巫宏振小说里频繁出现广州，频繁出现紫金街、紫金苑，作者这样操作为小说提供一种现实性，给读者制造一种现实感，同时，也可以看到同样作为城市吉卜赛人中一员的巫宏振并不是要去关注那些标志性或符号性的城市风景，而是通过生活化的、平凡的地理去深入探掘城市繁华表面下的真实人生，关心大多数人的生活。当然，也不排除巫宏振从写作起步起就有一种构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的意识和野心，如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莫言的高密、苏童的香椿树街一样，作者这样的写作追求当然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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