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的背景下，发掘教育大数据的内在动力并维持应用优势，是新时代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2013年至今的教育大数据研究呈现出多元、微观的趋势，属于深入发展阶段，学界开始聚焦大数据安全和隐私等具体问题（蒋鑫等，2019）。尤其近年来，随着技术哲学研究的兴起，人们对大数据应用于教育的关注，逐渐从“是什么”“怎么用”等形而下的追问，向“该不该”“为什么”等形而上的审思转变。这不仅标志着人们在寻求量化教育的道路上并没有忽视教育的质性变化，也说明学界对教育大数据的本体论、价值论等哲学层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究。教育大数据的哲学研究，已成为当前哲学、教育学等学科领域的热点话题。

一般而言，作为大数据的子集，教育大数据就是从庞大复杂的数字信息中寻找具有关联性的教育数据，从而发现教育的变化规律并预测教育发展趋势，是现代教育技术的一种具体表现。事实上，教育大数据具有技术和人文的双重身份，不仅是一种技术形态，负有现代技术的一般功能特性；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或文化力量，即让大数据成为人们思考教育问题、做出教育决策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育大数据的哲学研究势必带有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的属性特点。那么，当前教育大数据哲学研究的现状如何？是否发生了二元视角的分化与对立？存在哪些具体问题？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未来研究有哪些思路可供借鉴？正是立足于此，笔者从教育大数据哲学研究的现状出发，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分析，目的是认清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原因，将研究路径凸显出来以引发关切。

需要说明的是，哲学研究是从哲学的视角和层面，比如从本体论、认识论、世界观等方面，运用哲学方法，对事物和现象的哲学问题进行探讨和回答（夏保华等，2016）。因教育大数据哲学研究刚刚起步，本文界定：凡是从哲学角度或哲学层面对教育大数据相关问题进行的研究，均被认定为教育大数据哲学研究。

二、哲学视域下的教育大数据研究现状

本世纪以来，随着大数据应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进行教育大数据相关研究。自2013年开始，对教育大数据的关注开始出现哲学层面的审思，尤其是在大数据技术较为发达的欧美地区。迄今，教育大数据哲学研究的相关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教育哲学的视角，或基于哲学的体系结构对教育大数据进行论证，或对教育大数据的基本问题进行哲学分析，如对大数据与教育哲学的交叉问题进行分析，并从杜威的教育哲学视角展示教育哲学与大数据的对话方式（Blanken-Webb，2017），以及从自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教育哲学出发，探讨教育大数据预期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Dishon，2017）。二是基于技术哲学进行的反思，相关研究散见于大数据哲学研究中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和技术哲学研究中对教育大数据应用的论述，如从哲学角度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大数据概念及大数据学习新方式进行理论分析（Dos Santos，2015），以及通过比较教育大数据与其他大数据的不同之处，探讨教育大数据负荷的公民教育观（Clayton & Halliday，2017）等。

1.教育哲学视域下的教育大数据研究

教育哲学在技术向度的拓展，是对技术时代所蕴含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方式重大变革的深层次认识，是对教与学的地位、作用、方式、目的等根本性问题进行的深入探讨和全新阐释（张纲要等，2014）。教育大数据哲学研究作为教育哲学在技术向度的拓展，当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从哲学理论体系论述教育大数据问题，和对教育大数据基本问题做出哲学分析。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虽有交叉，但内容又各不相同。

一方面，从哲学体系出发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等层面。如本体论层面国外有学者讨论了教育大数据的概念涵义、技术挑战、认识差异、数字鸿沟等基本问题，呼吁教育研究要抓住大数据带来的机遇（Daniel，2019）；国内学者讨论了大数据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杨现民等，2015）、教育大数据的独特优势（苏令，2016）、教育大数据的真正意义和实现途径（杨开城，2019）等。价值论方面，则涌现出“对教育大数据进行治理对教育管理和学习者带来日趋重要的影响”（Hartong，2016）、“教育大数据推动教育主流业务的深度融合和教育系统的智慧变革”（杨现民等，2016）、“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大数据驱动的教育信息化”（甘容辉等，2015）等意义探讨。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学者阐述了大数据时代思维方式的新结构及特性（张燕南等，2013），数字教育领域大数据分析方法的理论框架（Corbeil et al.，2017），大数据在数据发布、数据标准和数据伦理等方面引发的教育数据科学的方法论变革（Cope et al.，2016）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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