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诗人里尔克 (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对中国的现代新诗影响深远，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曾被引介入华。然而，他的一部带有精神自传体色彩的长篇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手记》 (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之后简称《手记》)［1］(P1)① 此书还有其他几个译名:《布里格随笔》、《布里格笔记》、《布里格手记》、《马尔泰手记》。笔者选定的是曹元勇先生译本的译名。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梁宗岱、冯至引入，却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笔者曾撰文讨论过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而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梳爬国外的研究综述，勾勒此书的研究重心和研究前景，以便为将来的国内研究奠定基础。

在《手记》的国外研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四本评注本和一本资料集。它们分别是:哈特姆特 (Engelhardt Hartmut)整理辑集的《〈手记〉资料集》［2］及斯塔尔 (August Stahl)、斯默 (W illiam Small)② 斯默有两个注释本，分别为1979年，1996年。August Stahl:［Kommentar］In:Werke in vier B?nden Kommentierte Manfred Engel［u.a］ Bd.3(Frankfurt/Leipzig 1996).和恩格尔 (Manfred Engel)的评注本。

哈特姆特的资料集是研究《手记》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收录了里尔克与丹麦作家庞思(Hermannn Pongs)的通信、关于《手记》与妻子克拉克和朋友的通信讨论、里尔克对《手记》的解释以及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文章。斯塔尔两度释义，历史本事的考证占了较大的比重，马尔特家族史的梳理，法国、丹麦、俄罗斯王室的历史，贵妇和独角兽的关联，法国阿维尼翁的主教史的补充勾连，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看似脱离马尔特个人经历的那些文本段落的意义所在，堪称《手记》最重要的注本。［3］斯默的评注本，在哈特姆特的资料集 (1974)和斯塔尔的注评本(1979)后成书，立足于阐释文本与勾勒德国小说史的脉络。斯默认为，读者若对作者的个人历史和经历、周遭环境的情况都不了解，很难真正进入文本。因此斯默较多地引用了里尔克自己对此书的评价，并引用此书的波兰译者胡勒威斯(W itold Hulewicz)就翻译的细节与里尔克的通信 (1925)。不仅如此，在他看来，《手记》的成书史也值得考究。① 关于《手记》在小说史的地位，可见Hildegard Emmel，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Romans(Bern:Francke，1975).与Werner Welzig，Der deutsche Roman im 20 Jahrhundert(Stuttgart:Kr?ner，1970).这本历经6载写成的书，在里尔克眼中并不是小说，最多只是放在“抽屉里”的“杂乱无序的纸片” (ungeordnete Papiere)。然而，他却在无意中开创了20世纪德国现代小说的先河。无论是在内容或是形式上，都开创了现代意识的觉醒和现代叙事的典范。［4］这种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的反差也值得一查。恩格尔的注本，要言不烦，卮言不曼，对具体的名词、段落的注释较简略，主要的功劳在于勘定文稿，做了详细的资料索引，附录收入了里尔克给莎乐美、胡勒威斯的书信，写作计划，近期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供按图索骥之用。［5］

而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学界最权威的《里尔克手册》(Rilke Handbuch)和学者陆克斯(Ulrike Sophie Lux)②Ulrike Sophie Lux，“Auswahl und Ablehnung gibt es nicht”Reflexion und Realisation a-mimetischer Schreibweisen in Rainer Maria Rilkes 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Tübingen:Tübingen Universit?t，1999).对《手记》接受史的梳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手记》研究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分类，它涵盖了自传、心理学、社会学、哲学、诗学、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研究等领域。［6］(P318-336)

一、自传与心理学

里尔克与心理学是一个非常有意味，又必须谨慎的切入点，因为里尔克的恋人莎乐美曾师从于弗洛伊德。在莎乐美看来，里尔克患有非常严重的心理疾病，在他的里面有另一个“他者”。莎乐美多次催促里尔克去看心理医生，里尔克总是婉拒，［7］(P163)③ 针对精神治疗，里尔克曾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赶鬼时可能也会将天使一起逐出，这样我就不得不认为这种做法流于简单。”然而他还是接受了莎乐美的一些建议，例如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分析自己的童年，进行自我医治，故而后来的研究者喜用弗洛伊德的理论研究他。

对于《手记》心理研究的滥觞始于马森(Eudo C Mason)。他在1936年发表的《里尔克的生活状况与象征》(Lebenshaltung und Symbol bei Rilke)一书中勾勒了当时的时代舞台，以达尔文进化论、一元论为假设前提，描述了马尔特的精神发展。［8］虽然里尔克本人多次声明自己并非马尔特，然而马尔特的经历常常和里尔克自己的生平混杂在一起，却是自明之事。《手记》中出现的一些巴黎地名，都是里尔克自己住过、去过的地方，其中一些片段，直接从里尔克给克拉克、莎乐美的书信中摘抄而出。与马尔特相似的是，里尔克来到巴黎的时候也是一位青年诗人，他通过在巴黎的观看和学习成了诗人。而《手记》的结尾却耐人寻味，马尔特最终成为诗人了，还是死了，结尾并没有写出。马尔特若是死了，从这个角度看，《手记》之于里尔克，便似《少年维特的烦恼》之于歌德。里尔克通过写作救赎了自己。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以“进化”的观点看待《手记》，马尔特的结局并未写在此书里，而是写在《杜伊诺哀歌》中，马尔特变成了天使。这种观点，则是把《手记》放置在里尔克自己全部的创作中，从后面的作品重新定义它。［9］(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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