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去桂林旅游，其实，主要的目的，是看望余庆华先生。余兄是我在哲学研究所时的朋友。（他喜欢写点小说、评论什么的，长江文艺等多家杂志报刊都登载过他的作品。后来经过下放锻炼，他留在中国科学院院报工作。之后又调到桂林，在桂林他主编过《桂林文艺》，同时，写了电影剧本《自然之子》）。

我到桂林后，立即给他挂了个电话。他听说我来了，急急忙忙赶到我的住处，见面时，我们不约而同地紧紧拥抱在一起……他已经谢顶了，牙齿由于吸烟过多，已经被熏黑了。时间，真是无情。原来我印象他是唇红齿白、头发厚实的英俊小伙子。我也变了，从一个少年变成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我们感慨了许多。

然后我们很自然地提起哲学研究所所长潘梓年（潘汉年的弟弟）他的秘书鲁学文，副所长张镛和金岳霖。还提到徐懋庸和李泽厚等等。我们说的最多的是金岳霖。金老始终是孤身一人，为什么金老终身未娶？梁思成为什么成跛脚？

知道我想写一篇回忆文章，庆华兄说：“干脆，我给你出个题目吧！”我说：“行啊！”他接着说：“《我给金岳霖当秘书》，你看咋样！”我说：“试试吧！”

我北京一中毕业后，因身体原因，未能报考大学，很快就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通知，要求报到并参加工作。究其原因，可能是我俄语成绩不错。当时，负责人事工作的李明同志跟我谈话时说：“你到马恩著作编译室工作，主要任务是担任金岳霖同志的秘书。对金老，要尊重。因为他是六十岁的老同志，是高级知识分子。”接着他又说：“金老尚未发表的文章，有一箱子那么多，看来，目前不宜发表，等以后再说吧。”

当时，我并不清楚金岳霖是何许人也，只知道他是研究罗素哲学的权威。后来，我到金岳霖的住处，他住在北大燕南园，是单独的一座房子，很安静，屋顶上爬满了常青藤。我小心翼翼地敲开了他的门，金老很是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亲手剥开橘子递给我，笑着说：“吃吧，很甜呢。”一切都那么自然，一下子拉近了和他的距离。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有什么架子，感到特别温暖、亲切。

哲学所有三辆车，一辆鹿牌是潘梓年的专车，一辆是张镛的；还有一辆是波兰华沙。金老从来不要车去接他。他经常坐三轮车来。他身着一件蓝布长衫，满头银发，戴一顶遮阳帽，架一副玳瑁眼镜，很儒雅的一位老人，不难看出他年轻时的潇洒影子。

其实，做金老的秘书是极简单的。金老的信件很多，每天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整理。主要根据来信提出的问题，如报考逻辑学应该读什么书，导师是谁等等。我有个小本子，照本宣科写回信寄走就是。再就是组织稿件。当时我跑了多家，如焦菊隐等。好多名字都忘记了。最后就是不定期地去中共中央马恩著作编译局开会。我记得有局长姜椿芳、副局长陈昌浩、人民出版社社长王子野、人大校长伍建西、北大教授贺麟等十余人。金老向别人一一介绍了我。当时陈昌浩握住我的手说：“呀，这般年轻，学生味儿很浓哩！”我知道，陈昌浩主编过《俄华大辞典》，其他就不太清楚了。我年龄太小，如果再大些就好了。那时，陈昌浩同志曾与周总理是平起平坐的人物哩！陈昌浩同志很健谈而且声音宏亮。说到什么问题时，他说：“个人崇拜，在某些时候是起过一定作用的，如莫斯科保卫战，为了斯大林，乌拉！结果，保卫了莫斯科，消灭了德国鬼子。”众人点头称是。

后来还谈到“资本论”要重新翻译，还有黑格尔的“小逻辑”等，还商量过人事问题。

在回来的路上，我问金老，您懂得不少外语，您认为哪种语言最美。金老不假思索地说：法语。法语的词汇很丰富哩！我又问：“您写文章，为什么用英文写，别人再翻译过来。”“习惯了，这样写起来快一点，逻辑性更强一些。”

金老也曾经批评过我。有一次是研究毛主席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还是非对抗性的？要求有些单位可选派1—2人参加。我按急件发了文，其中有力学研究所的（就在哲学所后面的一幢楼）。当时，钱学森是所长。我记得很清楚，有一辆摩托车疾驰而来，只见他汗如泉涌：“这个急件的信封是空的，怎么回事。”我当即给他补发了一张，一直说：“对不起，对不起。”

金老听说后，没有开会批评，而是把我叫到了他家里，说：“你太不负责任了，幸亏离得近，若是发往外地怎么办！你要好好想一想。”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当时不知谁打扰了一下，于是，才发了个空信封。我当时也有气，加之金老的批评，我竟摔门而去。后来，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再去金老家时，他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还拿出毛主席接见他时的照片让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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