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时，提出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的三个特性：第一，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是要求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实现学术独立，形成学术优势。为这个目标而奋斗，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历史使命。

一、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

高清海先生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自己的哲学理论》。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站起来，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找回失落的哲学自我，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高先生讲的就是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问题。陈寅恪先生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1］，中华民族能否做到学术独立、建立自己的学术优势，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生死的大事情。抗日战争初期，许多哲学家们的注意力一起转向了中国问题，如金岳霖、冯友兰等学者讨论的焦点便是“中国会不会亡”。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决不会亡，因为中国厚重的思想文化积淀不会消亡。在救亡图存的激励下，众多学者奋力著书立说，把中国的哲学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涌现出一批泰斗级的人物。改革开放伊始，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再一次解放了全国人民的思想，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初步提出了一套大国和平崛起的理论体系。

马丁·雅克认为，中国如今关注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想要在世界上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历史和文化是理解中国的关键。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归类为一个民族国家，她既是民族国家，也是文明国家。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习近平在谈到中国道路时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据学者们研究，传统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关系理性，关系理性的核心是将相互伤害最小化、而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把前者作为后者的一个必要条件，发展出一种共在存在论，中国必然会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因此，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为中国道路探索和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而且能为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诸多难题提供宝贵的概念框架。

中国选择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其重要性比100年前中华民族面临的救亡图存、推翻三座大山的使命还要伟大和艰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两条不同发展道路的竞争。美国主张的是脱胎于冷战时期的旧发展观，竭力维护以它为中心的、其他国家服务于美国和西方利益的世界格局。而中国则选择了一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通过“一带一路”构想，日益获得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在这两条发展道路竞争的背后，是两种历史观的斗争。

话语的背后是理论，要真正阐释好中国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必须深刻认知中国文化精神，历史和文化是理解中国道路的关键环节。必须深入西方文化堂奥，把握它的正反两方面价值。认识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只有全面把握中、西、马三种资源的精神实质，才能实现对中国道路的中国式书写。

二、以中国问题为立足点

当前，许多人搞学术研究不是从问题出发，而是从原则出发，从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或西方人的某种观点出发，以此作为论证的大前提，即作为剪裁现实生活或思想资料的标准，通过演绎推理模式得出结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必须改变从别人话语出发、照本宣科式的教条主义习性，从“照着讲”转变为“接着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2］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时代的思考者，要自觉把握时代所提出的深层面的问题。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时代表现自身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需要强调的是，时代精神不是抽象的、无人身的理性，它通过个人的遭遇和感受表现出来，并为人的思维所加工升华为某种理性的共识，即陈寅恪所说的“纵贯之眼光”“史学之通识”。所以，问题不是自在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既是研究的出发点，它同时也是研究的结果。有些重大的时代课题往往要通过剧烈的历史变迁才能向人们昭示出来，而人们在这一历史变动中会经历磨难和痛苦。记得曹禺先生曾经说过，要写他的传记就要写出他心中的苦闷。关注和解决心中的困惑，这恐怕是天底下想做学问的人都有的感受。上个世纪末，胡绳先生在《八十自寿铭》中说：“吾十有五而志於学，三十而立，四十有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3］他多次表明晚年的理论著述起始于他30年的困惑。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社会主义在前苏联既唱了赞歌，又唱了挽歌。透过这一历史事件，他才深切地捕捉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这个时代的最重大的主题。他在晚年对这个问题做了追根究底般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文章中，敢于冒舆论指摘的风险，公开做出自我否定的反省，突破自己原有观点的束缚，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使他成为在理论界解放思想的表率和一代宗师。进入新世纪，时代精神、时代问题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日益为人们所认知。建设中国特色的理论还要结合时代进一步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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