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本土化（localization）两种潮流相靡相荡之下，如何系统地提炼、弘扬中华传统儒家文化内在的普世价值与独特气质，彰显其独有的贡献，在中华文明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中顺利地实现儒学的现代化，是学界有识之士的某种共识。立足于古典文本，融汇中西义理、词章之学，细考、畅揭儒家思想的实意、密意，弘扬其精义，是完成这种转化的必由之径。复旦大学哲学系东方朔教授新著《差等秩序与公道世界：荀子思想研究》，以西学的“他山之石”，切磋琢磨，探析阐释荀子思想之“玉”，展现了作者以西释中、以西驭中、中西互融的深厚功力和高明旨趣，顺应了学术发展大势，是一部偕时预流之作。

近10年来，对荀子思想持续关注、系统论证且著述缕缕而卓有成就者不乏其人，东方朔教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成果颇丰。从2007年他编撰的《荀子一百句》、2010年导读的《荀子》唐人注本，到2011年所著《荀子精读》《合理性之寻求：荀子思想研究论集》，再到2016年所撰《差等秩序与公道世界：荀子思想研究》（以下简称《差等》），期间，作者还在《哲学研究》等学刊发表数10篇水准颇高的荀学论文，主持的多项市、教育部和国家等各级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皆与荀子思想密切相关。本书即为其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差等秩序与公道世界”及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荀子公正观及其当代意义”的结项成果。

依作者在前言所示，《差等》一书是《合理性之寻求：荀子思想研究论集》的“延续”。不过就笔者考察所见，此二书与《荀子精读》实则共同构成作者研究荀学的三部曲，三者各有侧重，互有重叠。具体而论，《合理性之寻求：荀子思想研究论集》一书探讨荀子的人论、“明于天人之分”观、“性恶”论、“心知所可论”、体知观念、“默”的体知面向、期命辨说与合理性之寻求、“礼”论、“先王之道”与“法后王”、“所止”概念等；《荀子精读》一书研究荀子的天论、“性恶”论、“心”论、“名论”“礼”论、“乐论”等；《差等》一书主要从礼论、养教论、性恶论、自然状态理论、刑罚论、秩序观、君子观、公正观、荀墨比较等范畴探讨荀子的治世之道、外王思想。三者基本循哲学、哲学史、政治学、政治哲学史的研究理路而进，有一脉相承的关怀与一以贯之的线索穿行其间。就《差等》而论，作者更多地关注政治哲学，诸论荀子的外王之道。此书诸章既各自独立，又浑然一体，“皆有其自身独立的问题意识，但却融通于同一个外王的主题之中”，旨在“从外王或礼义之客观化的角度试图对荀子的相关思想作出进一步的论述和探索”（前言），论证荀子欲建立一个有差等（就制度秩序之构成特点而言）而尚公道（就制度秩序所欲体现的精神而言）的理想社会。《差等》一书特点鲜明，其旨趣高远，融通中西，规范有致，文采熠熠，情真意切，多有启人心智者。兹择其要，缕述如次。

其一，旨趣高远。在治学旨趣上，本书显示出一种博厚高明而不失理智的气象。如作者在前言中即申述其志，认为哲学研究需要“动人的博学，缜密的反省，却并不需要情感的顾念和放浪无根的抒怀”，是“在寂天寞地中动心忍性，做黑格尔‘哲学式的历史’的省察，而非‘以挑达摇人之精爽而使浮，以机巧裂人之名义而使狂’”。其中“动人的博学”在《差等》一书中触目可见，最明显地体现在对中西学博厚的理解与娴熟的运用上。就中学而论，从书中作者对荀学文献的征引与阐发上，可见其对《荀子》的大旨要义、章节内容甚至片言只语都非常熟悉，了如指掌，宛若己出，故运用起来挥洒自如，信手而来。这体现了作者日积月累、至深至厚的古文献功底，将史料学与哲学结合起来，是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路径，但知易行易，作者能很好地利用二者，兼取其长，执两用中，难能可贵；就西学而论，作者科班出身哲学系，素习西方哲学，亦关注国外其他诸学，对西学好之乐之，沉潜涵泳，油然而发，沛然难御。职是之故，在每章的论述中，都有西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理论深度介入的影子，加之借鉴国外汉学界和港台学者的研究成果，综合研究荀子思想，使本书多有异域的洋气甚或“汉话胡说”的味道（实际上依笔者读后的最大感觉而论，本书更多地是介于“汉话汉说”与“汉话胡说”之间，非此非彼，亦此亦彼，两两相融）。如在第5章，作者从报应论与预防主义功利论的角度探讨荀子的刑罚观，指出二者可能存在的巨大张力（《差等》第124页），认识到荀子刑罚论的复杂性、独立性，认为研究者应排除以为重视刑罚即可能是法家的流俗之见，因为这样割裂了荀子对礼、刑关系的整体看法，主张从德刑关系、荀子整个思想系统特别是外王的立场全面讨论荀子的刑罚观（第125页）。又如该书引用20余位古今中外哲人（大部分为近代西方哲学家）的名言，分散于每章的导言部分，也颇为醒目，彰显了作者汇通诸学的旨趣。纵观全书，字里行间始终激荡着一种融通中西二学、大开大合的努力，一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期许的“在大开中，才能立大信；在大合中，方能兴大用”之情景。在作者看来，如同近现代德国哲学发展一样，从黑格尔、马克斯·舍勒、卡尔·马克思、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直到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等人批判康德内向性伦理学，并重建新的伦理学，中国儒家哲学的发展也应经历这样的批判与重建过程。进而言之，作者认为在论述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应该张合有道，所谓“张之而有元，统之而不闭”，是对汉学家安靖如（Stephen C.Angle）所倡导的致思之法“根植于（传统的）全球性哲学”（rooted global philosophy）和“建设性的参与”（constructive engagement）的深悟而得之解，弥足珍贵。这种局部与整体相结合、中学与西学互融通、继承与发展相济用的思维与做法，在本书其他地方比比皆是，对于综合研究荀子思想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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