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教育发展和大学变革进程中，西方既是它不可回避的参照物和学习对象，也是它必须持续突破的障碍和不断超越的竞争对手。西方的实践，大到体制、制度和运行机制，小到学科建制、课程体系和知识创新，既给中国提供了发展经验和丰富素材，也潜藏了学习和借鉴的误区和困难。不管是否愿意，都不可回避如下问题：即便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等日渐彰显和强化，中国教育发展还是必须以吸纳西方教育成就为基础，以不断检视学习借鉴西方时可能出现的失误和偏差为动力，进而促进自身的自主发展和独立运行。正是基于这种考量，本文拟以中国教育研究界崇尚西方哲学，强调德国古典哲学的大学发展价值一事为案例，在对比分析中西方哲学之教育价值的基础上，尝试折射中国教育、中国大学的发展之道和研究之道。

一、哲学之教育价值的文化想象

哲学本是一种极为抽象的理论审思，但当它与变革、革命相联系时，就迸发出一种具有爆发力的社会价值，并在社会转型、教育转型时期富集了特殊的教育价值。在内生型发展模式中，哲学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革、教育变革都呈现为独立自主的变革，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哲学—社会—教育”诸领域的复合共振型变革即为例证；而在遭遇外力冲击时，这一系列变革则往往深受外生变革的影响。外生型变革在近代中国非常明显。自鸦片战争起，因西方列强的侵略而在军事、政治上遭遇接连失败的东方社会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是对原有教育模式的失望和对新教育模式的期待；作为其结果，以书院组织、科举制度为核心的文化教育传统逐渐被抛弃，学习借鉴以古希腊文化、古罗马制度、基督教精神为基础的西方教育的“新教育”得到积极倡导和建构。在近代的外生型变革过程中，国人的思想信仰中衍生出对西方社会变革、哲学变革、教育变革的整体信仰，使得中国教育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演化出崇拜西方的倾向；其中一些愿意从更深层次中找寻西方成功经验者，选择从哲学的西方价值、哲学在西方的发展中探讨和借鉴西方教育发展的逻辑。

受此影响，中国教育界一度出现抛弃传统文化思想、崇尚追捧西方哲学的情况，并围绕西方的哲学构建了近乎完美的文化想象。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研究理应“尊重智识生活与大学运行的常识，从常识中淬炼自身的学科传统，并创造出更加智慧和富有想象力的空间。”a李海龙：《高等教育学的常识、传统与想象》，《高等教育研究》2017年第10期。创新和建构意义上的“想象”诚然重要，但需防止主观臆断和生搬硬套。有关西方哲学在知识论、方法论和工具论意义上的价值想象，从理想类型和价值旨趣上看，它们可能为真；而从现实状况和行动选择上看，则有可能因认识模糊或主观臆断而出现偏移、产生误差，因此亟需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清晰阐释。

从知识论角度看，或者说从求知的角度看，作为知识的西方哲学确实值得学习，这也是任何开放、向上的文明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看，自古代开始，中西方分别持有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b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曹锦清编：《儒学复兴之路》，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3-130页。因此尽管西方的哲学方法论颇具价值，但如果因为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相对落后而强行、彻底地以西方改造东方，则会因方法论的“穿越”而导致诸多问题，导致中国的哲学和文化陷入困境。

对于“西方哲学是大学发展的杠杆”的“工具论”文化想象，在中国确实有不少拥护者。研究者基于“德国大学的事实，古典大学的某些传统，以及我们自己的事实”，认为能够证明“自从近代大学不断发展起来，科学与哲学就有了它们共同的理想安憩之地，有了它们共生共盛共荣的最好家园。没有什么能够比科学与哲学的融合更能说明无用之大用的，没有什么能够比大学更能理解这一点。”c张楚廷：《哲学对于大学意味着什么》，《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这类观点具有人文情怀，充分折射了“教育学是人学”的思想特征，体现了“批判—行动研究”的学术特质，d王洪才：《论张楚廷“教育学是人学”思想——有感于〈教育工作者的自省〉》，《大学教育科学》2016年第5期。其中“科学与哲学的融合”有助于彰显“无用之大用”的哲学价值观。不过，“哲学的繁荣与大学的崛起”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的理论假设尽管能得到不少赞同，但这类声音更像是带有个性特征的“意见”，而不是已经得到深度研究的理论命题，更不是已经得到实践验证的教育规律；哲学的繁荣与大学的崛起之间的逻辑联系还存在大量的信息黑洞，亟待得到深度挖掘和清晰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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