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作为哲学的一种特定理论形态或介于哲学和政治学之间的交叉性学科方向，政治哲学则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相对寂寥到不断勃兴的发展过程。在70年的历史跨度中回顾、盘点政治哲学的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

政治哲学荒芜与空白的30年（1949—1979）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理说，在这个伟大而独特的历史时期，必然蕴含着一系列需要由政治哲学来回应和回答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政治哲学层面上的理性思考对于这个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政治哲学却始终没有成为人们的一种基本智识活动，更不可能在此期间产生出有关政治哲学的积极学术成果。将这个特定的30年界定为政治哲学荒芜与空白的30年，是符合事实的。从学科特质和研究对象来看，政治哲学在这个时期之所以无法从学术上开展出来，是有非常特殊的原因的。其中，哲学的知识化阐释，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

所谓哲学的知识化，即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由其所代表的一般哲学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这四大板块中，被抽象和命定为一些固定不移的知识信条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原则。哲学的知识化使哲学变成了简明扼要的、容易为人们所学习和掌握的东西，但对于哲学思维活动的开展来说显然是十分不利的。具体到政治哲学这种特定的哲学思维活动，情况就极其明显。从这种知识化的哲学中，是很难生长出实质性的政治哲学来的。之所以存在这个情况，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知识化的哲学中，以理论思维为前提的反思性遭到了削弱。哲学是一种“思”的事业，反思性是哲学最重要的品格和特质之一。哲学的反思性不是以知识为前提的，而是以理论思维为前提的。理论思维的根基不是知识的确定性，而是思维的辩证性。知识化的哲学虽然也被指称为一种“理论”，但它却由于疏离了思维的辩证性而无法与理论思维发生实质性关联。就此而论，哲学的知识化不仅难以带来哲学的反思性，相反它构成了哲学反思性的一个天然对立面。问题就在于：以理论思维为前提的反思性作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品格和特质，也是政治哲学几乎不可或缺的一个根本条件。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实践哲学，虽然与以形而上学为代表的理论哲学相比更接近现实生活，但反思性对于它和形而上学等理论哲学而言，却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知识化的哲学范式中，以理论思维为前提的反思性的削弱，几乎同时意味着政治哲学之条件的缺失和政治哲学思维活动的贫乏。

第二，在知识化的哲学中，以价值论为前提的规范性维度遭到了消解。知识化的哲学在追求哲学知识的确定性时，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展现了事实的维度，但却将价值或规范的维度遮蔽了起来。作为一种以反思性为条件和特质的理论，政治哲学又是一门以价值论为前提的规范性科学。政治哲学作为规范性科学的根本宗旨，不在于以知识论的形式为人们提供一个“是什么”的客观世界，而在于引导人们思考和辨析“应是什么”或“应当怎样”的规范性问题。虽然施特劳斯曾经把获得“关于好生活、好社会的知识”认作政治哲学出现的标志，但“关于好生活、好社会的知识”不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价值论的问题。在黑格尔所开创的政治哲学传统中，纯粹的“应当”虽然遭到了批判，但政治哲学却没有由此而变异为一种排斥规范性要求的知识论体系，毋宁说这一传统是以批判“应当”的先验性设定为前提，来思考如何在现实的地基上追问“应是”或“应当”的规范性问题。如果说这些情况表明，规范性是政治哲学的一个必要前提，那么在知识化的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并不存在相互贯通的有效桥梁。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哲学的发展契机与初步探索（1980—2000）

政治哲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严格地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改革开放之后来自学术和现实的两方面原因，共同促成了政治哲学研究的出场。

首先，我们来看学术方面的原因。

政治哲学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出场，是哲学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学术推进，而这种推进与哲学观念的变革和哲学体系的改革有密切关系。改革开放之前的哲学，总体说来是一种“物”的哲学，而非“人”的哲学，其逻辑前提是“物质本体论”。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哲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这种哲学所进行的反思和批判，表征并引领着哲学观念上最重要的变革。以这种反思和批判为前提而确立起来的哲学，大大突破了物质本体论的框架，逐渐地成为了“人”的哲学。这种“人”的哲学具体展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各二级学科的研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就具体展现为有关人道主义、异化、道德、自由、权利以及价值等诸个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挺立，意味着过去在知识化的哲学中遭到消解的规范性维度，重新恢复了其在哲学中的应有位置。而与此同时，随着“人”和“价值”的嵌入，哲学真正开始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哲学、自为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只有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哲学、自为的哲学，才可能建立起以理论思维为前提的反思能力。这样来看，这种“人”的哲学虽然并不直接等同于政治哲学，但却具备了政治哲学的智识活动得以发生的必要思维和学术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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