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于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质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结构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它的特殊点并不在于它提出了“结构”的概念，或者是它对世界结构的探索，而是在于它对“结构”所提出的特殊看法，以及它探索世界和社会结构的那个特殊方法。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曾在《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ofNature）一书中概述了西方哲学从古代到近代所经历的、探索世界本质的过程——这一简单过程的基本特点是：人们从整体观察的方法过渡到个别分析的方法。

也就是说，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们往往着重于从世界的整体结构去说明它们的本质。这是由他们所处的历史地位决定的。

因为在古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可能那么深入，以致只能概略地说明它最一般性的特征。科学文化的不发展，限制了哲学家和科学家去深入解剖和分析事物的内部结构。

随着历史的进展，生产力和科学发展了，人们的认识能力也加强了。于是，人们不满足于古代的一般性、总体性的认识，试图深入事物内部，去发现更为细致的本质。

为了这样做，人们不得不将整体分割成各个部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正是人类文化进步和人类认识能力加强的象征。正是在深入分析的情况下，人们发现了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更为内在的奥秘。这一分析过程的深化，反过来同时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但是，到了现代，大约从19世纪末开始，人们在从事深入分析的同时，慢慢地忽视了各部分、各片段间的内在的、客观的联系。

在各门学科中，越来越发展一种分工太细、只讲局部、不讲整体的所谓“原子论”倾向，以致难以从事综合性的、有系统的研究，其结果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而因小失大。

在哲学领域中，从19世纪末开始，各种各样的“分析哲学”越来越兴盛。当然，我在这里使用“分析哲学”是就其广义而言，而不是特指流行于英语国家的现代分析哲学。

从19世纪末开始，依次流行于西方哲学界的新康德主义、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论、经验批判主义、语义哲学等，都可以纳入这一范畴。他们的通病是抓住世界上的某一领域的、局部的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概括，然后得出一个关于整体世界的一般性结论。

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哲学家们从某一个特殊领域（例如逻辑或语言）中分析得来的结论是否适用于整个宇宙。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西方哲学在陷入分析局部的泥淖时，也同时隐含着克服这一倾向的可能性和前提。下面，我们分别从新康德主义、逻辑原子论和语义哲学三个方面，说明结构主义形成的哲学前提。

1．新康德主义对结构主义哲学

所作的思想准备

新康德主义发端于德国哲学家李普曼（OttoLiebmann,1840—1912）在1865年发出的口号：“回到康德去！”这一学派于19世纪末兴盛于德国，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朗格（FriedrichAlbert Lange, 1828—1875）、柯恩（HermanCohen,1842—1918）、纳托尔普（PaulNatorp,1854—1924）、卡西尔（ErnstCassirer,1874—1945）以及法国的雷诺维叶（Charles Bernard Renouvien,1815—1903）和英国的亚当森（Robert Adamson,1852—1902）等人。

他们面对着旧的形而上学在解决世界本质问题上所表现的无能，着重地发展康德哲学中的先验论认识论（Aprioristic Epistemology），并主张在所谓“精确的科学”——即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领域中论证先验论原则。

新康德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它的先验论和哲学的“科学化”。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看到的，结构主义者都是先天论的鼓吹者，同时也极力主张将哲学“数学化”和“符号化”。

新康德主义者站在彻底的唯心主义立场，摒弃了康德原有哲学体系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把康德所说的“经验”和“物自体”彻底地加以“清洗”，变成为纯先天的因素。

赫尔曼·柯恩在他的《康德的经验理论》（Kant'sTheoriederErfahrung）一书中极力论证：只有先天的原则才具有“普遍性”，只有数学和物理学原则才是“先天的综合判断”。

他把经验事实的特殊性和个别性加以绝对化，否认在特殊和个别之中会包含着普遍性的因素。

实际上，柯恩等人和历史上的一切先天论者一样，只是遵循着形式逻辑的排中律原则——即非此即彼——去论证先天论原则的“存在”。

上一篇：学习钉子的处世哲学，实则是懂得挤出时间，用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