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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75岁的吉林大学教授孙正聿多了一个“网红”的新头衔，他的“小粉丝”们称他为“芋头”。听到这样的称呼，孙正聿会笑着说：“网红不是坏事，我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我能红的话，那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

　　在吉林大学教学、做研究近40年，这位哲学家、教育家的成就，可以用一组数字大致勾勒——3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3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部著作入选“国家文库”，6次获教育部优秀成果奖，5部著作获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五个一”工程奖，110篇引领和推进我国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论文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

　　虽然年逾古稀，但每天早晨7点半，孙正聿都会准时来到办公室，埋头研究和写作，有时一上午连口水都忘了喝。看看书、写写稿、想想问题，这是他一天中最充实、最幸福的时光。

　　吉大青年教师高超是孙正聿的学生。他还记得，刚跟随老师做研究时，他“不敢”走进老师的办公室，作为晚辈和学生，他有些畏惧自己和老师之间的学术差距。现在，他自己也当了老师，却还是常常“不敢”推开老师办公室的门——他心疼老师，怕打扰老师读书、思考。

　　孙正聿曾经用诗句表达他强烈的求知愿望：“我常常在窗前眺望，让思想窥见澄澈的天光；我常常在房间里踱步，被思想激动得不能安坐；我常常在书桌上奋笔疾书，让思想在笔端自由流淌。”

　　他从小嗜书如命，哥哥的语文、历史、地理课本，都被他当成课外书，看了一遍又一遍。那时流行“小人书”，书店里厚一点的2分钱看一本，其余的1分钱看一本，那里是他的知识天堂。

　　到了中学阶段，孙正聿每周两元的伙食费，常常是母亲向邻居借来的，在这么艰难的日子里，他竟然订阅了两本杂志——《世界知识》和《文学评论》。

　　1966年，孙正聿高中毕业，报考了哲学专业，却赶上“文革”，无学可上、无工可做，他就每天上午到没关闭的图书馆看书。当时图书馆只开上午，下午闭馆，他就抓紧时间读书，在那段时间里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鲁迅全集》。那时他就立志，要向马克思那样，“为全人类而工作”。

　　1968年到1978年间，孙正聿当过知青，做过装卸工、叉车司机、货运员、电影放映员。年轻的他对当时青年追逐的时髦事务一概不感兴趣，每天劳动之余就是读书。后来，在填写各种个人材料、填到“爱好”或者“特长”时，他想来想去，唯一可填的，就只有“读书”这一项了。

　　恢复高考后，孙正聿仍立志学哲学。做学问、当老师，让他结识了他最敬佩的导师、我国著名哲学家高清海，结识了师出同门的一生挚友、如今同在吉林大学任教的哲学教授孙利天。

　　“二孙”之间的对话总是充满哲学况味。一次，孙利天刚从海南回来，孙正聿就迫不及待地问他“最近读了什么书”。对方回答：“又看了一遍《精神现象学》的下册”。孙正聿幽默地说：“你看，你可以无限地对黑格尔进行追问，黑格尔总是有话跟你说。”

　　这种追问，在孙正聿身上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老师高清海逝世15周年时，孙正聿在怀念他的文章中写道：“高先生的一生是在思想上跟自己过不去的一生，也就是上下求索的一生。”

　　“跟自己过不去”和“上下求索”，也是孙正聿的人生写照。

　　孙正聿年轻时，家住一间30多平方米的小屋子。全家人挤在一起，小孩们住在这头儿，爱人住在那头儿，孙正聿就在中间的小过道里挤出一小块地方，埋头苦读，笔耕不辍。

　　1995年，一本集聚思想、知识、语言“教养”的《现代教养》一书，就在这间还不具备“现代性”的“简陋”的小屋里诞生了。

　　孙正聿的夫人李璐玮为人低调，话从不多说，只在孙正聿60岁生日时，她当着大家讲了一段话，没有对爱人的赞誉，只有一句“正聿这么多年太勤勉了”。

　　“想到一个问题，因为要睡觉就不想了吗？写一篇文章，因为要放暑假，你就不写了吗？”孙正聿说，选择学者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没日没夜”。

　　他对自己要求极高。“很多时候，自己读明白了，想明白了，说明白了，但最后却写不明白”。他觉得，“读”和“写”中间有一堵墙，著述是一件极其艰难的跟自己较劲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多写才是硬道理。当然不是“编”写，而是要写出精品，呈现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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