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震——建构对象主义哲学观念

二、创造美的劳动二重性
直接感觉到的东西并不是本质的东西，本质往往藏在这种感觉的背后。作为存在于个体之外并和个体的活动有着密切联系的美的事物就是如此。美首先以千姿百态的形式表现出来，个体的感官是它的直接的解读器官。美的东西如果在别处遭到冷遇，它一定能在个体的感官那里找回体面。感官的需要成了一切之为美的东西的出发点。
1.劳动自由是个体一切自由的基础和前提
感官对美的需求的根源在哪里呢？我们需要从人的最基本的对象性活动——“劳动”开始分析。我们知道，迄今为止，个体改造其他一切对象的过程都是通过劳动而展开的。劳动作为个体首先解决他与原始自然这个第一存在之间的矛盾关系的活动，是贯穿了人类历史始终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马克思曾经对劳动过程进行了实践层面的解构，他指出，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第一版第201—202页）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表明了劳动为着解决人“与自然物质相对立”的这种内在目的性，当人通过劳动完成了自身“自然力”与“自然物质”之间从“对立”走向“统一”之后，人就获得了证明劳动目的性的成果，在精神上就是自由的。从表面上看，劳动的成果好像是一个劳动过程的凝结物如产品等等，但在实质上，劳动的真正成果其实是劳动关系双方的变化。劳动的结果往往从劳动的两极——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变化中表现出来，劳动结果——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变化——成了劳动是否成功的证明。劳动者通过劳动使自身自然发展了，劳动对象通过劳动使它们从必然的状态转变为为着劳动者而存在的状态（艺术家们的成功就在于在他的作品中以“聚焦”的方式表现了这一状态），诸如此类的变化或可以表明这劳动是成功的。劳动关系所对立的两极发生的这种变化，在本质上反映了劳动者对自然界中的某种必然性的把握，因而是对劳动自由的明证。进一步看，因为劳动关系处于个体所有对象关系的最底层，它解决的是个体能否存在的本体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个体的其他问题就是无本之末，因此，劳动所带来的自由便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和前提。
2.任何劳动过程都镶嵌了人的崇高目的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就不难理解美的事物的多样性。在美的现象中，我们所看到的美的事物，有些在劳动者一方，有些在劳动对象一方，但无论在哪一方，这些美的事物所显现的，都是劳动的成功的一面，是劳动关系的合目的性的一面，而不是相反。例如，在手工劳动阶段，手是主要的劳动“工具”，劳动者手上的老茧是对这种下苦力者的劳动量付出多少（或曰劳动关系史）的证明，如果一个人是农民而手上却没有老茧，便有被看轻、被认为是四体不勤、没有尽责的劳动者，他的手再白皙嫩肉，也不会被认为是美的；同样，肥沃的土地和绿油油的庄稼是劳动者精心加工过的劳动对象的表征，如果某人的土地杂草丛生、石片瓦砾满地，该土地便不是美的象征，主人也会被视为懒惰者而不是美者。
所以，美的事物往往表现为顺应人的劳动目的的事物，它是成功的劳动关系的愉悦。对于把劳动作为人的生存的基本手段的人们来说，劳动是其建立一切对象关系并且改变一切对象关系的根本途径。在这里，劳动关系围绕在人的周围成为人的必然的现实的对象关系，劳动成为解放这一关系的中介环节。对立着的两极由于劳动这一环节的出现而实现了统一。“统一”的归宿点，既表现在象马克思所说过的“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而不是对对象有用的形式上，也表现在劳动的成功的愉悦上——而不是劳动的失败的沮丧上。显然，劳动的实质变成了人为着解放自身所发出的基本活动，它不仅是人类物质生产的基础，而且是人的自由的精神生产的基础。
康德说:“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按照规律活动的。只有理性动物才能按照规律的表象行动，即按照原则活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第二节，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一版第315页）康德在这里区分了理性动物与自然界其他事物的运动的区别和特性。人在对象关系中逐渐地学会了理性，上述劳动关系对人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在这里，理性——或者如鲍姆嘉登的“与理性相类似的思维”等，成为人在劳动关系中的自由精神的重要标志，正如康德所说，理性动物的特征是“按照原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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