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主题是什么？这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答案五花八门，大相径庭。一方面，有人认为哲学是对一切有关时间和存在的思考，是科学中的王后，是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另一方面，也有人想要将哲学视为伪科学，认为哲学无非是利用词义含混大做文章，是人类智力发展不成熟的表现。随着占星术和炼金术被自然科学的强势发展所贬黜，哲学在他们眼里无异于神学和其他思辨学科，都是要进博物馆的老古董。

也许，要回答上述问题的最好方式是追问其他学科领域是如何构成的。例如，我们如何划分化学、历史或人类学这些学科的界限？此时似乎可以看出，学科或者研究领域是由它们诞生之初拟要回答的问题所决定的，之所以会有这些学科就是要给这些问题提供答案，而有且唯有我们知道去哪里找寻那些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本身才是可理解的。

假设你问某人一个很普通的问题，例如：“我的大衣在哪里？”“为什么J.F.肯尼迪当选为总统？”或者“苏联的刑法体系是怎样的？”他通常都会知道如何着手去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自己或许不知道答案，但我们知道遵循怎样的步骤去寻求答案。如果是要找大衣，我们会去查看它是否在椅子上或衣柜里。若是想要知道肯尼迪何以当选总统，或者了解一下苏联的刑法体系，我们会去查阅专业著作，寻找经验证据，然后得出并提交相关的结论，如果答案并不确切，也至少给出可能的解释。

换而言之，我们知道找到答案的途径：我们知道何以一些答案是可能的，而另外一些答案则不可能。这些问题之所以具有可理解性，首先是因为它们的答案可以通过经验手段获取，即有条理的观察或实验，或者两者的结合。这些经验手段也是获取直觉判断或自然科学知识的手段。另外还存在一类问题，我们同样确切知道获取其答案的正确途径，这些问题有关诸如数学、逻辑学、语法、国际象棋或纹章学等形式学科。它们的特点是都要运用某些确切定律或推理规则，并且只要正确应用这些定律或规则就可以获取有关问题的正确答案。

例如，我们不知道如何求证费马大定理（至今也没有人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们知道努力的方向：我们知道使用哪些方法可以找到答案，哪些方法找不到答案。如果现在有人认为可以通过观察草地或者蜜蜂行为而获取有关数学问题的答案，或者认为可以通过纯计算获得有关经验问题的答案，我们会觉得那人大错特错，简直就是发疯了。每种大类问题（无论是事实性问题还是形式问题），都拥有各自专门的方法：一旦这些领域里的天才发现得到认可，它们就可以被全无天赋的人机械性地套用而找到问题的正确答案。

这些人类观念领域的标志就是一旦问题被提出，我们就知道获取答案的方向。人类具有体系性的观念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持续努力，要将人类想到的问题加以系统阐述，这些问题按照获取答案的方式分成两大类：一种是经验的，它们的答案最终取决于观察数据；一种是形式的，这类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纯粹计算，不受事实性知识的约束。这种一分为二无疑过于简单：经验和形式的成分并非完全没有勾连，但是它包含了足够的真理，不会误人太深。如此区分这两大人类知识的来源是自人类自觉思考以来就得到认可的。

但是，还有些问题无法被轻易归纳到这两大类。通过经验观察的行为可以轻易知道什么是欧卡皮鹿。同样，通过运用既定规则计算可以得知729的立方根。但是，如果我问，时间是什么？数字是什么？人类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我如何知道过去曾经发生、如今不复存在的事实？果真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吗？我要如何着手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我问大衣在哪里，答案可能是“在衣柜里”，不管这答案是对还是错，至少我们知道去哪里去找大衣。可是如果一个孩子问我：“镜子里的影像在哪里？”我总不能让他到镜子里去看个究竟，因为那样只会让他发现镜子是实心的玻璃；我也不能说影像在玻璃上面，因为影像肯定不像邮票贴在信封上一样附在玻璃表面上；我也不能说影像在镜子后面，尽管看起来像是这么回事，但真要去镜子后面看个究竟的话是什么也看不到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一而足。

很多人长期以来都在非常严肃地思考这类问题（“时间是什么？”“时间可以停滞吗？”“当我看见重影，那两个影子是什么？”“我怎么知道其他人［或者物体］不只是我脑子虚构出来的东西？”），也因此陷入一种无望的困扰。语法学家可以通过套用一些规则回答“‘将来时'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但如果我问：“‘将来'的含义是什么？”我们要去哪里寻求答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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