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学术界目前正在努力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知识体系构建，这其中包括当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的思考与构建。“哲学”是个外来词，中国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西方哲学的参照。但是，鉴于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思想文化积累的国家，哲学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以排斥态度审视西方哲学的阶段（1949—1977）

1949年之前，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中国已经逐渐了解了西方哲学体系和思想取向，而且也有许多研究成果出现。最初，是西方传教士带来了某些与基督教关系密切的西方哲学思想，这期间中西思想交流是平等和相互的。后来，西方人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统治者的无知和中国文化停滞不前的状态，交流变得极不平等。由于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积极贡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开始有所改变。但是，由于冷战和西方世界的敌视态度，中国哲学思想及文化观念在西方学者的话语体系中并没有获得应有地位。

1949年10月1日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面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扼杀社会主义的“冷战”，新中国的政治逻辑显然是对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西方思想文化的怀疑和不信任。而新中国政治上对苏联采取“一边倒”的做法，思想文化上也就必然受其影响。20世纪50年代苏联提出，唯物主义代表历史进步、唯心主义代表反动落后，辩证法代表先进合理、形而上学代表落后荒谬。这就成为当时中国开展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的圭臬。

这一思维方式与现实政治斗争简单化的做法相互作用，使当时中国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都出现了简单化和极端化的趋势。整体而言，1949年之后，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状态，只有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时常被提到。但是，这种研究仍然不是对二者的本体性研究，而是从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积极作用出发。

1949年之后最初几年，尽管西方哲学研究不属于重点研究和热点研究领域，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并未完全中断。从1956到1966年的10年是哲学界踏踏实实进行西方哲学经典著作翻译的10年，基本完成了原来的规划。

总之，从反思的角度看，1978年之前我们对西方哲学尽管也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翻译研究工作，取得了某些成绩，但总体上犯了简单化和绝对化的错误。这主要表现为：一是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简单对立；二是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社会进步力量简单对应，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与落后反动势力简单对应，不能理解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思想之间的复杂联系；三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上的哲学简单对立起来；四是把哲学思想上的差异和对立与社会历史上的政治斗争简单联系起来，因而对历史上的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采取了过度否定的态度。这种文化态度与我们政治上“左”的倾向相互促进，成为中国在社会主义探索中走了弯路甚至出现“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原因之一。

纵向来看，我们不能历史主义地看待历史上的西方哲学；横向来看，我们更加无法理性地审视当代西方哲学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哲学研究和翻译活动几乎完全停顿下来，我们的社会也处于难以进行理智对话和独立思考的历史时期。

以学习态度研究西方哲学的阶段（1978—2012）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不无愕然地发现：不仅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我们在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也大大落后于世界。哲学思想处于极为贫瘠的状态，而哲学研究方法也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改革开放初期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全面看待马克思主义，回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程的新起点。

对于西方哲学，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和研究。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西方各种哲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尤其要批判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狭隘立场和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哲学在长期研究过程中对哲学基本问题、范畴和方法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可借鉴的成果。

在中国哲学界开展西方哲学研究的进程中，“芜湖会议”和“太原会议”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说“芜湖会议”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西方哲学学术研究的标志性起点，那么“太原会议”就是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类似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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