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研究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既有学术研究中巨大的整体性进展，同时也存在着丰富的热点转移、范式转换、话语变迁等现象。

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视角来看，“实事求是”可被理解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10年内，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话语，它标志着原有研究的恢复、重新起步和酝酿着的范式转移。

建国后，在革，命史的“两军对阵”书写范式之下，国内对近现代哲学的研究一度集中于“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和三次“革命高潮”中的，“先进人物，”，而部分不在此列的思想人物则受到不加研究的“批判”甚至干脆被遗忘。十年动乱时期，这些研究也大部分被迫中断。改革开放以来，近现代哲学研究领域的首要成绩，即是在“科学的春天”到来后对原有工作的恢复和延续。这表现为康有为、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等“先进”人物研究的繁荣。

其次，基于“道义”和“时代回应”等原因，近现代哲学史的整全性在这一时期得以被重新认识。此中表现：其一是近十种之多的近现代哲学断代史著作集体涌现；其二是以各院校、科研单位的哲学部门为主体，再版或新编了一批资料汇编；其三，在旧有尺度下的“落后”“错误”和“反动”人物开始回归研究者的视野，重新成为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对象。此后发生深远影响的现代新儒家研究亦在这一时期的后半段启动。这些具有复杂后果的变动，最初都围绕着“实事求是”的话语得以展开，其内在的思想动力则是对“实”的关注。更深层来看，这一时期近现代哲学研究中对哲学史之“事实”的注重，内蕴着对现代化建设问题的关切。放弃激进的社会实验而转向常规的现代化，意味着近现代中国哲学的历程能够为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教训和有益的借鉴。

最后，对“实”的追求首先是在旧有的对“斗争”和“论战”的书写中找到其突破口的，正是在这些书写中，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全貌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呈现。同时，“认识史”范式的写作也有所展开。实际上，在“认识史”范式于80年代的扩张中，近现代哲学因其自身特性属于较难被驯服的那一部分，作为学术与政治、纯化与泛化之间的某种中间形态，“思潮史”同样也成为这一时期具有创新意义的写作范式。综合来看，在突破原有写作范式的同时，近现代哲学领域对“是”的追求没有达到像古代哲学史领域那样清晰的程度，兼容了多种写作范式，但依然遵循着“是”的统一性的预设。

社会史层面，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10年，现代化建设高歌猛进，现代性问题亦随之日渐凸显，现代化的焦虑和现代性的批评在这一时期互相交织。在近现代哲学研究领域，则是学术自身发展的逻辑、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市场的逻辑等因素在共同发挥作用。与现代化发展所提出的要求相适应，近现代哲学史，尤其是其中的改良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潮成为这一时期关注的热点之一。

谭嗣同、章太炎等革命史范式下的“先进”人物，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相对黯淡，取而代之的是改良派的梁启超、主张自由与容忍的胡适等人以及现代新儒家，包括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和港台新儒家。此外，近现代哲学文献的整理工作进入了以各地出版社为主体，以各种单行本和大规模丛书、全集为主要出版形式的市场化阶段。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兴起是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思想事件。其中一个客观原因是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等大师在这一时期相继谢世，按照“盖棺定论”的旧习，他们已能成为哲学史研究的合适对象。更深层的动力则来源于两个方向：一是作为对激进反传统思潮的反弹，文化寻根意识强势崛起；二是在现代情境下，儒学被认为具有维护价值合理性和重建秩序的思想与社会功能。

这两个方向都导向对智慧的追寻。落实到具体的哲学史写作，它表现为一种以某种兼具真理性承诺与道德性承诺的“智慧”为中心的写作范式。这一范式尚未扩展至断代哲学史的写作，但“智慧”或多或少地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个案研究中的内在尺度，并使这类研究拥有了与前一时期著作极为不同的面貌。可以认为，在承认广义认识的智慧之维及其重要性的层面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新儒家研究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使得“追寻智慧”成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学术话语。

改革开放第三个10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的逻辑发展，并作为大国崛起过程中的成就与困惑在社会意识层面的反映，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中心。在“合法性”话语下，近现代哲学的重要性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整体中有所下降，但这不能掩盖近现代哲学领域在论域拓展、讨论深化方面整体性的持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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