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研究，尤其要直面如下问题:如何基于《资本论》重释马克思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差异性?如何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此，本文尝试从三个维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关系研究进行反思。

重思研究方向

当前，关于马克思与西方政治哲学家传承关系的研究日益深入，但对二者间发展关系的研究却明显不足。对此，研究者必须直面如下问题: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是近代政治哲学传统的继承者?何种意义上又是其超越者?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研究应该更关注二者之相似性和连续性，还是二者之差异性和变革性?关注二者之同带给我们什么，关注二者之异又能给我们开启什么?

从思想史诠释来看，比传承性或连续性更为重要的是传承中的发展点或差异性。阶段特定性是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历史性维度的关键。正是对历史的特定性、历史性的定在的反复探究，真正彰显了马克思思想的历史深度与复杂性。如果将《资本论》定义为政治哲学思想史的一个阶段，那么更重要的不是近代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连续性，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对于近代政治哲学的差异性。

从《资本论》的阐释性研究本身来看，阐释不能停留于从前人或他者角度言说马克思自身，也不能停留于将前人、他者与马克思简单比附，而应该从马克思自身言说中去发现他者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应仅仅关注《资本论》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异中之同，而应更多关注二者的同中之异。研究应该经历下述三个阶段的发展，才能深化。首先，“从自身直接言说他者”即简单地立足于所谓“基本原理”去单纯否定近代政治哲学。其次，“从他者反思地言说自身”即立足于思想史连续统从近代政治哲学去观察和比附马克思。最后，“从自身再生产出他者”即立足于《资本论》自身语境，将近代政治哲学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内在地再生产出来。由此，才能更为具体地把握马克思与西方政治哲学间的历史性关联。

从这种意义上说，研究马克思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也应遵循“从后思索法”。也就是说，不是按照自然时间顺序先后继起地、外部并置地理解二者关系，而是从作为当下语境的《资本论》出发，回溯近代政治哲学，发现近代政治哲学的内在矛盾、内在批判趋势，进而向未来预见展望政治哲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重新奠基与理论升华。由此，《资本论》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就打破了“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时间诠释关系，而走向一种立足《资本论》的共时性逻辑关系。只有突破了思想史诠释的线性模式，才能从诠释走向理论建构。要言之，关注二者的异中之同，导向的是思想史诠释;关注二者的同中之异，则导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自觉以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

姓名:郗戈工作单位:

再探研究内容

研究方向的转换最终要落实到研究内容的深化上。从上述思想史研究的阶段性视角来看，马克思与西方政治哲学关系研究的关键基础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与近代自然法权传统的差异性问题。对此，不能如一些现有研究一样，笼统地用“超越论”来回答，而要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自身的理论自觉与理论无意识等多个层面来具体剖解传承性与超越性的复杂纠葛。

首先，从理论自觉层面看，马克思是如何批判近代政治哲学的，他所理解的近代自然法权在何种意义上是自身矛盾的、因而是过渡性的?显然，这依赖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结构的再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内在联系与浅层外部表现之间、直接生产中的剥削关系与流通分配中的自由平等形式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矛盾结构。这种矛盾结构的再生产就产生出内在联系与外部表现之间的矛盾形式即剥削性生产关系与简单流通、“三位一体”表象及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生产当事人日常意识之间的对立同一性。要言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部表现的意识形态表达，近代自然法权及正义体系与生产方式内在联系是相互矛盾的，因而其自身就蕴含着社会内容与观念形式的矛盾。由此可见，从理论自觉的层面说，作为自然权利的自由平等显然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积极追求的确定性政治价值，而是予以扬弃的中介性、过渡性概念。

其次，从理论自觉层面看，马克思所积极追求的“自由个性”“自由人联合体”，是在何种意义上构成对近代自然法权及正义体系的超越?《哥达纲领批判》对“按劳分配”的价值规律属性和资产阶级(市民)局限性的分析，关于平等权利的不平等后果的悖论呈现，其实质在于对近代法权及正义体系的形式性、空洞性与自反性的历史性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平等权利虽然脱离了它的简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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