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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哲学基础

引言

“当苏格拉底专注于伦理和美德时，并且与它们相联系他首先提出了普遍的定义的问题。……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试图寻求一个事物是什么，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寻求逻辑的推论，而所有逻辑的推论的出发点就是一个事物是什么。……有两件事情可以公正地归之于苏格拉底——归纳论证和普遍定义，这两者都是关于科学的出发点的。”[1]398—39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这段论述，深远地影响了后来哲学史对苏格拉底哲学的论断。黑格尔完全认可苏格拉底“首先提出了普遍的定义的问题”，将定义直接视为“苏格拉底方法”：“从具体的事例发展到普遍的原则，并使潜在于人们意识中的概念明确呈现出来”[2]53。文德尔班同样肯定定义关乎“科学的出发点”，认为定义就是科学工作：“所有科学工作的任务是规定概念的本质，即下定义。”[3]133由于定义与认识论密切相关，所以文德尔班就认为：“在此，历史上第一次，道德意识彻底明确地作为认识论基本原理而出现了”[3]130。

随着现代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思潮的兴起，曾经无上尊崇的科学遭遇挑战，苏格拉底居然首当其冲。尼采认为科学精神的始作俑者就是苏格拉底：“从苏格拉底开始，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程序就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堪赞叹的天赋。甚至最崇高的道德行为，同情、牺牲、英雄主义的冲动，以及被日神的希腊人称作‘睿智’的那种难能可贵的灵魂的宁静，在苏格拉底及其志同道合的现代后继者们看来，都可由知识辩证法推导出来。”[4]60—61自诩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其实不过是在相反的立场上重复着亚里士多德以来对苏格拉底的通常看法。

然而在康德哲学中，我们却窥见另外的问题。用康德的术语来说，科学和知识属于思辨理性的领域，伦理和美德属于实践理性的领域。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殚精竭虑地得出的结论是，思辨理性“永远不能超出可能经验的限度”[5]19。但是在“理性的一种绝对必要的实践用途，即道德的用途”上，“理性就必然越出感性的限度”[5]22。定义既然来自经验归纳，它的适用领域只能在思辨理性之内。如果苏格拉底通过定义专注于伦理和美德的实践理性领域，他实际走在一条错误的路线上。何况科学与伦理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道德意识彻底明确地作为认识论基本原理”几乎完全不可能。在康德哲学中，必须在超越科学和知识之后才能够正视道德，所以康德有句名言：“我因此就得扬弃知识，以便替信念留有余地”[5]25。

如此明显的理论冲突，使我们不能不认真反思：究竟是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失误?还是苏格拉底哲学本来就是个错误?抑或康德的理论不能成立?为了避免可能的成见作祟，我们试图转换视角：从康德来看苏格拉底哲学。结果发现：苏格拉底哲学和康德哲学往往比较吻合，而和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往往龃龉。

一、苏格拉底的哲学旨趣

苏格拉底哲学有一个显著特征，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说——“专注于伦理和美德”，对苏格拉底来说，美德即知识。他对思辨理性显然缺乏热情，对此色诺芬记述说：“他并不像其他大多数哲学家那样，辩论事物的本性，推想智者们所称的宇宙是怎样产生的，天上所有的物体是通过什么必然规律而形成的。相反，他总是力图证明那些宁愿思考这类题目的人是愚妄的”[6]4。他的这一观点导致哲学史上一个重要转向，即将哲学从天上请回人间。亚里士多德哲学有着广阔的视野，他不仅“提出了包括一切的、本身完整的体系”[31]38，而且他对思辨理性也有着热烈的兴趣和高度的理解力，思辨理性在他的哲学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使在他的《伦理学》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理论方面的兴趣而不是实践方面的兴趣。”[7]214因此可见，至少在哲学旨趣上，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是疏离的。

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则表现出与苏格拉底哲学的亲和。批判哲学的重心始终在实践理性之上，康德近乎独断地强调：“在纯粹思辨理性与纯粹实践理性结合成为一种知识时，后者占有优先地位”[8]129。即使他赖以成名的《纯粹理性批判》，其实不过是《实践理性批判》的预备工作。

二、康德与苏格拉底对定义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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