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

从2002年的《历史本体论》、2008年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2011年的《哲学纲要》、2016年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再扩充到2019年三卷本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伦理学纲要》《认识论纲要》和《存在论纲要》，通过不断的几次结集，李泽厚让自己的哲学体系得到不同程度的总结，这是他步入耄耋之年所做的核心工作。

新近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不仅是文字最多的一次总结，而且更趋于完整和臻于完善，但结构上也较为分散，按照写作年代安排的方式，却让读者更易把握到李泽厚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其实，只要有读者们要读，这种总结便无可厚非，当然作者本人亦不惧“重复自我”的指责，只要不满意前书就有后书的出场。2011年《哲学纲要》的封底就明言：这本书是“李泽厚告别人生、谢幕学术、留作纪念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实际上哪次结集不是集成呢？三卷本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似乎更配得上“集大成”的称号，而《哲学纲要》的结构则更为明晰，无论是看繁本还是读简本，读者可以各取所好。

李泽厚关注的是其自己哲学架构的构建，更具整体感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由《伦理学纲要》《认识论纲要》《存在论纲要》组成，从而形成了三位一体，它们分别对应着善、真、美的问题，这看似是一种古典的三分法的结构。但是，李泽厚真正的哲学思想的逻辑架构则是“美—善—真—美”，或者说由美出发、到美而终，这使得他的哲学形成了圜圆结构。当然，伦理学、认识论与存在论其实并不平衡，认识论作为中间部分相对较弱，主要是强调了“度”本体、“秩序感”以及给“阴阳五行”之类古典学说以“现代性”的阐释，言说主要是作为认识论的“方法论”，当然，这种新创的“主体性”哲学认识论所指明的方向与西方模式的取向大相径庭。相对而言，还是伦理学及其存在论部分更为丰满，这可以参照其直到2019年新出的《伦理学新说述要》等一系列相关著述。

在这次的大结集当中，于下卷《存在论纲要》开篇处，李泽厚又新增了如下新文字：“中国本无存在论（即本体论ontology），此《纲要》……将拙著作中有关‘人活着'及其某些宗教—美学议论摘取汇编，与前二《纲要》合成三位一体，为本无形而上学存在论传统的中国‘哲学'，顺理成章地开出一条普适性的‘后哲学'之路。”由此可见，李泽厚乃是入乎哲学之内，又试图超乎哲学之外，此即中国智慧。近期有论者批判李泽厚这种“中国哲学的出场”，说关于情的哲学西方从休谟始就早已重视，经验变先验本不可能，历史与理性也无法结合，但此类批驳，则是“削足适履”地用西方的哲学来说中国的事，恰恰没有体悟到：中国思想乃是可以超出“哲学”之外的，李泽厚本人私下也明确表示中国并无西方意义上的“哲学”。这种“溢出”哲学之外，才是中国智慧精髓所在。

李泽厚的哲学恰恰由此登场，作为中国哲学的一种形态而出场。这种哲学，更完全的表述应该是——中国传统“情本体”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这个表述之所以完全，乃是因为它综合了李泽厚早期形成的“主体性哲学”“人类学本体论”与晚期凸显的“情本体”思想，当然历史主义在其中是始终贯通的。希望这个表述终成“定论”，也就是成为对李泽厚哲学思想的基本“定位”。

李泽厚探究作为“生存的智慧”的中国哲学的优长待传和缺失待补以及如何传和如何补等问题，实现了从创造性的转换到“转化性创造”之转化，这个思想立场确实是适当的。然而，必须反问的是，认为中国实用理性忽视逻辑和思辨而待自行改善可能否？可行否？即使转向逻辑与思辨又如何？是否就会丧失原本的东西？始终诉求为“人类而活”而建构的李泽厚哲学到底该如何深入建树？这些都是要深入反思的，但这都不妨碍李泽厚的哲学境界的原创。

在李泽厚的哲学架构里，无论是“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相对）、“审美形而上学”（与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对峙）、“人与宇宙的和谐共在”（与冯友兰“天地境界”接近），还是“审美代宗教”（来自蔡元培“美育代宗教”），都是强调中国哲学智慧最高级的那层境界，最具新意的说法，还是“美学作为第一哲学”（与列维纳斯“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相对而出），这也许就是李泽厚要走的所谓“后哲学”之路。

李泽厚宣称他的哲学——要用孔子来消化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此前，李泽厚只是私下说过，他的《论语今读》就是以用孔子来消化海德格尔，他的“情本体”的确是深受海德格尔启迪才提出的，尽管晚年李泽厚却说越来越远离并厌恶海德格尔，但后来的表述则将中西马一网打尽了。李泽厚的以孔子化马克思——“实用理性”与生产实践（历史理性）的互证，以孔子化康德——“经验变先验”，但以“历史建理性”来阐发之，以孔子化海德格尔——“情本体”，最终才落实了“心理成本体”，这恰恰是该登场的一种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一种。李泽厚的哲学思想进程，始于以孔子化马克思，然后以孔子化康德，再以孔子化海德格尔，从而成就了自己的哲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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